全民禁毒，中国在路上-凯发网

    （新华全媒头条）全民禁毒，中国在路上

    新华网北京６月２５日电 ２９５．５万人——这不是某个城市的户籍人口，而是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总数。

    １４００万人——这也不是西部某省的人口数，而是通过科学估算的我国实际吸毒人数。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吸毒人员每年消耗毒品在１０００吨以上，因吸毒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５０００亿元。

    毒祸猛于虎。“６·２６”国际禁毒日前夕，新华社记者走进吸毒者群体以及禁毒工作者当中，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倾听他们的心路历程。从中，记者得以窥见目前我国真实的毒情，也感受到“全民禁毒”的信心和希望。

    吸毒者：痛苦的沉沦

    午饭过后，北京市民张英慢慢挪下楼。背后是她家——一座墙缝里长草的红砖楼，以前繁华地段的大房子早已卖掉变成供她和丈夫吸食的海洛因。才４０多岁的张英眼角和嘴角不自然下垂，面容灰败，在夏日灿烂的阳光下，和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

    “断断续续抽了有十几年了吧。”张英说。吸得最厉害的时候，张英眼中除了毒品就是毒资，有一次毒瘾发作甚至把年幼的女儿押给了毒贩。毒品正压榨着张英不多的生命力，她说最近甚至连自己患了什么病、常用哪些药物都记不起来了。

    张英是我国庞大吸毒人群中的一个缩影。戒断难度大、复吸比例高，更为可怕的是，我国吸毒群体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全国累计发现登记１８岁至３５岁吸毒人员１６５．９万名，其中３５岁以下青少年占在册吸毒人员总数的５７．１％。在２０１４年新发现的４８万名吸毒人员中，１８岁至３５岁吸毒人员占近七成，１８岁以下的有１．８万人。

    透析诸多令人痛惜的涉毒案件，一些吸毒青少年之所以染上毒品，大都认为吸毒“不是个事”，而且很时髦。据警方介绍，毒品特别是新型毒品，在青少年人群中呈现“圈子式”扩散和“病毒式”蔓延特征。由于对毒品的无知或警觉度不高，７２％的吸毒青少年染毒是因为接受别人提供毒品。

    云南１７岁吸毒少女李立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永远是父亲吸毒时留下的锡纸。

    李立说，她染上毒品是偶然中的必然。李立从小跟随父母一起到浙江务工，亲眼目睹了父亲染赌后又染毒的全过程。那时，她才小学五年级。上初中后，成绩在全年级排前三的李立，发现家里越来越穷，初二开学时她连一支笔也买不起。就这样，大家领新课本的时候，李立一个人默默离开了学校。

    辍学的李立和“男朋友”到了昆明。不长时间，李立又认识了一群“朋友”，随后染上毒瘾。“没人爱过我，我也觉得活着没意思。”那一年是２０１３年，李立１５岁。

    家庭失教、社会失友，是目前青少年吸毒群体数量激增的两大重要原因。吸毒群体由过去的无业人员、个体经营者、外出务工人员为主，逐渐向企业白领、事业单位职工、自由职业者、演艺界人士甚至公务人员等人群扩散。吸毒群体多元化越来越严重。

    李宏是陕西一所大学的年轻讲师，已经是第二次进戒毒所。２０１２年和朋友的一次聚会，酒喝得正高兴，有人递给他一根烟，“加了料的，来一口。”李宏当时没多想，接过就抽了，从此一切全毁了。

    吸的是毒品，吐出的是生命。截至２０１４年底，仅全国在册登记的吸毒人员中，已有４．９万人死亡。

    在毒魔的控制下，吸毒者沉湎于虚幻的自我体验中不能自拔，导致身体器官衰竭；为了筹毒资，不惜偷盗、抢劫、杀人、卖淫……２０１４年，全国破获吸毒人员引发的刑事案件１４．９万起，占同期刑事案件总数的１２．１％。

    戒毒者：艰难的回归

    “每一个吸毒者都真心想戒毒，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能戒断１０年以上太难了。”一位禁毒战线的领导干部这样对记者说。

    张庆来自云南德宏州，他的第一次复吸距离第一次戒毒只隔了２年。第二次戒毒后，到今年已有８年。但张庆说自己不知道还能扛几天。问起原因，张庆嗫嚅半天，憋出一句话：“他们不要我。”

    张庆懊丧的背后，是他第１１次被辞退。这次，他在一个加油站只干了４０天。张庆第二次戒毒后，８年过去了，还没找到一个能干半年以上的工作。每次老板得知张庆是“吸毒的”，便会立即把他扫地出门。

    “挨一天是一天，实在挨不住了，就找个没人的地方了断。”所幸，半个月后，在社区的帮助下，张庆拥有了一个政府出资购买的交通协管员岗位。“这个岗位对我来说就是一条命。”张庆说。

    “戒毒后找不到工作－自暴自弃－复吸”，是很多吸毒者的“循环模式”，也是复吸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想尽办法帮他们融入社会，但吸毒者和这个社会之间还是仿佛隔着一堵透明的墙。

    吸毒者既是违法者，又是受害者和病人。如何消解横亘在有吸毒史者和社会之间的壁垒，帮助他们早日回归，是摆在社会面前的一道难题。要解开这道难题，需要政府、社会和有吸毒史者三方共同努力。

    在甘肃省金昌市，王强的汽车维修服务中心正在火热施工。１０多年前，王强也是一名吸毒人员。２００８年，强制戒毒后的王强痛下决心，他先是主动接受社会帮教机构的监督，定时去接受禁毒教育，同时找各种机会自食其力。

    得知王强学考了驾照后，当地政府帮王强协调运营线路成立了出租车公司。随后，王强开始吸收吸毒康复人员就业，并将社会帮扶措施引入公司。目前，王强的出租车公司拥有员工４０人，其中曾吸毒人员２３人，多年来未出现复吸人员。

    今年年初，金昌市相关部门经过调研，为王强的公司划拨了１５亩土地扩建汽车维修服务中心。截至目前，通过类似方式，金昌市已安置吸毒人员１０００余名，就业安置率达到８０．４６％。

    云南的“雨露社区”、贵州的“阳光工程”、广东的“创新帮扶”……随着戒毒工作的有效推进，一大批戒毒工作新模式在全国各地涌现，有效提升了执行率、管控率和戒断巩固率。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全国共建立戒毒康复人员就业安置基地８３６个，就业安置率达到４７．８％，全国保持三年未复吸的吸毒人员达８８．１万名。

    禁毒者：牺牲与希望

    大年三十早上，甘肃省广河县公安局政委王育泽和同事们顶着寒风来到高速路上布控。情报显示，一起部督目标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瞅准过年的空当向甘肃运毒。王育泽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个不能回家过年的年头了。

    看着运毒车辆进入卡口，事先就位的民警立即发动车子，毫不犹豫地撞了上去……此次案件缴获毒品５０多公斤。广河县公安局后院里，放满了被民警们撞坏的贩毒车辆，无声诉说着缉毒的惨烈。

    贩毒团伙遭遇抓捕时往往铤而走险。面对极力逃避打击甚至全副武装的涉毒犯罪嫌疑人，我国基层缉毒民警随时可能受伤、牺牲，可能出发执行某一次任务就是与家人的永别。

    今年３月，青岛民警王鑫拦截开车逃跑的涉毒犯罪嫌疑人时，被其撞倒并反复碾压牺牲。王鑫被卷到车底后，用尽全力喊出了生命中最后一句话：“张队，别让他跑了！”

    “春城缉毒卫士”刘军身上总带着一张家人的照片。只要出差，他每天早晚必打电话向父母报平安，并在早上６点半打电话叫女儿起床，“向他们报告我还活着”。

    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４年，全国６５７名民警在缉毒工作中负伤，９名民警牺牲。这背后是一系列显著战果：２０１４年，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１４．６万起，缴获毒品６９吨，抓获犯罪嫌疑人１６．９万名，同比增长均超过两位数。

    相比于一线缉毒民警的苦累，除了没有生命危险外，北京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马佳佳工作一点不轻松。

    早上６点钟，马佳佳督促戒毒人员起床、监督整理内务、打扫卫生。早餐结束，她又开始组织戒毒人员排练在“６·２６”国际禁毒日演出的一场小合唱。

    “停！不要抢拍。”“停一下，动作要齐。”由于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戒毒人员大多难以集中注意力。排练中，经历了几十次反复，一般人的耐心早到极限，而马佳佳仍微笑着纠正类似失误。

    “她们是受到毒品伤害的病人，很容易出现‘被抛弃’‘不被重视’心理，所以我们管教民警都会克制情绪，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马佳佳说，戒毒所是管理教育，力图通过规律且充满爱的生活，让吸毒人员戒断毒瘾，回归社会。

    兰州市安宁区万里社区禁毒专职干部刘晓红最近刚参加了一场特别的婚礼。一名成功戒断６年的吸毒人员，在刘晓红撮合下刚成了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初次吸毒的和经过强制戒毒回归社会的，都归社区管。成为禁毒专职干部五年来，刘晓红帮助几十名吸毒康复人员落实了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了廉租房补贴，并为多名有吸毒史人员找到了工作。

    苦，累，奉献，牺牲……在禁毒这条战线上，他们为什么一直坚持着？采访中，记者问他们同样的问题。

    “希望用我们这一代缉毒警察的付出，换来一个无毒的中国。”王育泽用朴实的语言替全国缉毒民警做出了回答。

    “希望每一名吸毒人员从戒毒所走出去后，永远不要回来。”马佳佳说。

    “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毒品从社会上基本消失。”刘晓红说。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禁毒工作行列，禁毒团体和爱心志愿者协会在各地纷纷涌现。各部门齐抓共管、各种社会力量积极投入的社会化禁毒格局正在逐渐形成。

    厉行禁毒，久久为功。全民禁毒，中国在路上。（文中吸毒者和戒毒者均使用化名）（记者姜伟超、邹伟、王研、卢国强、白阳）